孔門后學的離散與楚國儒學的演進
作者：胡霖（清華年夜學出土文獻研討與保護中間助理研討員）
來源：《河南年夜學學報》(社會科學版) 2024年第5期
摘要：孔子卒后，七十子及其后學的離散，對于推動儒學南傳具有關鍵感化。七十子階段，游居楚國的年夜儒雖僅有子張、澹臺子羽數人，但其門生眾多，在私學領域的影響不容小覷；七十子后學階段，楚國儒風漸盛，名儒輩出，影響力由私學領域擴年夜到政治領域，逐漸演變為“世之顯學”。楚國儒學之所以能夠興盛，不僅得益于魯、魏儒學文明圈的輻射影響及其“為王者師”傳統的光年夜，更離不開吳起變法所惹起的楚國士風、學風的轉向。吳起進楚在楚國儒學發展史上起著關鍵性的轉捩感化。
關鍵詞：楚國儒學；七十子；七十子后學；吳起
在以孔、孟、荀為主線的先秦儒學史認識框架下，楚國儒學難以進進研討視野。20世紀90年月以來，隨著郭店簡、上博簡中儒家佚籍的大批面世，七十子及其后學的主要性日漸凸顯，儒學在楚國的顯學位置愈發遭到關注。有關學者逐漸認識到，孔門后學的離散，對于推動儒學在楚國保存、傳播與發展至關主要。不過論及七十子及其后學的游楚細節，諸家不合很年夜。[1]七十子及其后學畢竟何人有游楚經歷？楚國儒學又呈現出何種發展邏輯？楚國儒學興盛的緣由安在？本文擬在甄辨史事的基礎上，進一個步驟聯系楚國士風、學風的變化，對上述問題給予切實答覆。
一、七十子游楚與楚國儒學的初興
儒學南傳楚國，自孔子游楚始。囿于其游楚范圍及楚國守舊的貴族政治體制，影響力比較無限。孔子亦有大批楚籍門生，如任不齊、公良儒、陳亢等，惜乎其生平事跡不彰，對儒學南傳有何貢獻已頗難稽考。真正對楚國儒學有積極影響者，當從孔子辭世后游居楚國的七十子之徒論起。關于七十子的離散，《史記·儒林列傳》有簡要記載，此中觸及游楚者，有“子張居陳，澹臺子羽居楚”[2]二句。此外包養網單次，晚期文獻中亦有曾子、子路等人“仕楚”的記載。前賢對上述史料的真偽頗存歧見，下文一一進行考辨。
（一）“子張居陳”始末考
由于楚滅陳為縣在孔子卒后翌年（前478年），故游居陳地的七十子理應納進考核。關于子張的籍貫，史有二說：一說是陳人，見于《史記·仲尼門生列傳》:“顓孫師，陳人，字子張。”[3]《孔子家語·七十二門生解》同。一說是魯人，見于《呂氏年齡·尊師》:“子張，魯之鄙家也。”[4]崔述曾據《左傳》莊公二十二年載顓孫因陳國之亂奔魯，指出子張應是陳令郎顓孫的后裔，世居魯國。[5]是以說既揭露子張先祖為陳人，又解明子張出生于“魯之鄙家”的緣由，頗為后人信從。[6]
盡管這般，部門學者仍持“陳人說”。李啟謙反對“魯人說”的依據是《新序·雜事》。李氏認為，《新序》既載子張“不遠千里之外”[7]見魯哀公，說明他并非魯人，而包養妹是陳人。[8]衛云亮在此基礎上，又引《年夜清一統志》為證，主張子張墓在今安徽省蕭縣南，此地與陳國交界，故子張應為陳人無疑。[9]
以上證據均缺乏以顛覆子張出自“魯之鄙家”說。起首，以《年夜清一統志》立說，證據時代太晚，難免后人高攀之嫌，可托度天然要打扣頭。其次，即便《新序》的記載可托，也只能證明子張“此時歷仕他國，歸于魯耳”[10]，并缺乏以否認子張生于魯國。
後人考證子張生平事跡，多將其誕生地與活動地混為一談。事實上，“魯人說”和“陳人說”并不牴觸。從文獻記載看，子張生于魯國的能夠包養網車馬費性最年夜，不過《史記·儒林列傳》載“子張居陳”，說明孔子卒后，子張離魯居陳。《仲尼門生列傳》稱子張“陳人”，能夠是受子張本籍在陳的影響，也能夠因為子張有一段在陳地生涯的經歷。《新序》載子張“不遠千里之外”來見魯哀公，又以楚國“葉公好龍”的故事進諫，借使倘使此說可托，恰證明“子張居陳”而不在魯國，且他對楚國政事相當清楚。
值得留意的是，子張居陳之后，暮年能夠又自陳返魯，卒于魯國。[11]《禮記·檀弓》載子張臨終前，其子申祥隨侍在側；往世后，門生公明儀為其掌管喪禮，曾子前來吊喪。我們了解，曾子終年居魯，《檀弓》載其聞子夏喪子掉明，曾遠赴西河吊唁。據此推測，曾子赴陳哭子張包養網站，抑或在魯吊之，皆有能夠。不過，《禮記·祭義》載子張門生公明儀又曾師事曾子，《孟子·公孫丑下》載子張之子申祥曾為魯穆公臣。相較而言，子張卒于魯國的能夠性更年夜。
綜上，子張生于魯國，先祖是陳令郎顓孫。孔子卒后，子張移居楚國陳地，授徒講學，暮年或返歸魯國。子張在陳、魯兩地皆有聲跡，否認“子張居陳”之說缺乏為據。
（二）“澹臺子羽居楚”辨疑
澹臺滅明，字子羽，魯國武城人。據《論語·雍也》，他因受武城宰子游舉薦，師事孔子。子游任武城宰，在孔子返魯以后。《史記·仲尼門生列傳》載子游“少孔子四十五歲”，澹臺滅明“少孔子三十九歲”。[12]而《孔子家語·七十二門生解》載子游“少孔子三十五歲”，澹臺滅明“少孔子四十九歲”。[13]有學者通過排比子游、澹臺滅明的生平事跡，認為《孔子家語》的記載更為靠得住。[14]其說可從。據此推算，子游任武城宰應在孔子68歲至73歲之間，此時澹臺滅明最小僅19歲，最年夜不過24歲。這意味著，孔子生前，澹臺滅明尚不具備設帳授徒的才能。《仲尼門生列傳》載孔子聽聞澹臺滅明“包養網dcard南游至江”[15]后名聲年夜振，后悔本身當初以貌取人，這則記載并不成靠。
筆者認為，《史記·儒林列傳》“澹臺子羽居楚”與《仲尼門生列傳》“南游至江”所述應為一事，時間在孔子卒后。高華平曾引《史記索隱》“今吳國東南有澹臺湖，即其遺跡地點”之說，認為澹臺子羽“只能居吳或越，而絕不成能‘居楚’”，進而否認“澹臺子羽居楚”的靠得住性。[16]這是以晚出資料否認早出記載，邏輯上站不住腳。
事實上，《仲尼門生列傳》所載澹臺滅明“南游至江”，并不構成對《儒林列傳》“澹臺子羽居楚”的否認，況且今南昌一帶仍有其遺跡，誠如學者所言：“江東北昌有澹臺滅明之墓。此或屬衣冠冢一類，但亦可為滅明南游至江、居于楚（江西故楚地）的一個佐證。”[17]總之，在沒有明確反證的情況下，“澹臺子羽居楚”的記載不宜輕易否認。
（三）曾子、子路“仕楚說”質疑
包養網心得曾子“仕楚”，見于《韓詩外傳》，該書載曾子“親沒之后，齊迎以相，楚迎以令尹，晉迎以上卿”[18]，又載曾子云“吾嘗南游于楚，得尊官焉”[19]。崔述認為“其事則必無之事也”[20]。衛云亮采信此說，又引上博簡八《命》篇“葉令郎高之子見于令尹子春”為證，主張“令尹子春”即曾後輩子樂正子春，曾子及其門生均有出任楚國令尹的經歷。[21]
其實，曾子、樂正子春“仕楚說”難以成立。起首，《孟子·公孫丑下》載曾子曰：“晉楚之富，不成及也。彼以其富，我以吾仁；彼以其爵，我以吾義，吾何慊乎哉？”[22]《鹽鐵論·地廣》亦載：“曾參、閔子不以其仁易晉、楚之富。”[23]可見曾子主張德高于勢、以道自任，面對晉、楚兩國的財富、爵位，絲絕不為所動。反觀曾子“南游于楚，得尊官焉”的記載，此說不僅文獻晚出，且與曾子堅守的“道尊于勢”的理念正相違背。
其次，上博八《命》《王居》篇所見“令尹子春”，收拾者最後供給了兩種能夠，一為曾後輩子魯人樂正子春，一為楚昭王台灣包養網之孫“郚令郎春”。[24]李守奎留意到“令尹子春”在《命》篇中自稱“昜為”，而清華簡《系年》“莫囂昜為”的活動時間與“令尹子春”正相吻合，故推測“令尹子春”“莫敖昜為”“郚令郎春”同為一人。[25]蘇建洲贊同“莫敖昜為”“令尹子春”應為一人，但認為與“郚令郎春”能夠無關。[26]從現有資料看，“令尹子春”是“莫敖昜為”可以定讞，他畢竟出自楚國昭氏家族，還是屈氏家族，仍有待深究，但基礎可以消除魯人樂正子春的能夠。綜上，曾子、樂正子春“仕楚說”并不成信。
子路“仕楚”，見于《說苑·建本》及《孔子家語·致思》。《說苑·建本》載子路“親沒之后，南游于楚，從車百乘，積粟萬鐘，累茵而坐，列鼎而食，愿食藜藿為親負米之時，不成復得也”[27]。崔述質疑其說，衛云亮信以為真。[28]此事頗可疑。
起首，《說苑》所載子路“南游于楚”的遭際，與《韓詩外傳》記曾子“南游于楚，得尊官焉，堂高九仞，榱題三圍，轉轂百乘”[29]的敘事如出一轍，兩則傳聞這般類似，有明顯套作的痕跡。其次，子路隨孔子游楚之際，楚昭王意欲聘請孔子，但令尹子西擔心孔子及其賢門生對楚國晦氣，禁止了楚昭王。昭王逝世后，子西連任令尹，其在用人態度方面生怕不會有太年夜改觀。子路卒于魯哀公十五年衛國政變，令尹子西逝世于魯哀公十六年白公之亂。在此情勢下，子路暮年再度進楚且得居高位的能夠性極小。
綜上所論，曾子、樂正子春、子路“仕楚說”均不成信。孔子身后，推動儒學在楚國扎根的重要氣力是子張、澹臺子羽等人。值得留意的是，《韓非子·顯學》載孔子之后“儒分為八”[30]，此中“子張之儒”居八派之首，說明子張門生眾多，所立學派在當時影響甚年夜。又《史記·仲尼門生列傳》載澹臺滅明“南游至江，從門生三百人”[31]，其門人門生的數量也蔚為壯觀。眾所周知，儒家不僅傳承學派思惟，還承擔平易近間的私學教導，“散布于平易近間的鉅細不等的眾多儒家私學團體，實際上就飾演了一個公共學校的腳色，是年齡時代鄉校的延續”[甜心花園32]，這是儒家之所以號稱“顯學”的主要緣由之一。是以，當我們審視楚國儒學的發展時，不僅要關注子張、澹臺子羽等偉年夜個體，還要看到他們背后群體性的儒家私學團體的存在。可以說，恰是有賴于子張、澹臺子羽等繼承孔子廣收門徒、傳道授業的傳統，構成眾多的私學團體，楚國儒學才幹積細流而成江海，乃至發展為一股強勁的學術思潮。
二、為王者師：魯、魏儒學文明圈之于楚國的影響
儒學的本質特征在于它的政治實踐性。假如說七十子階段，儒學在楚國的影響重要在私學領域，盡管“從屬彌眾，門生彌豐”[33]，可是尚未遭到統治者重用的話，那么到了七十子后學階段，楚國儒學則顯現出日益增長的政治影響力。而這起首得益于魯、魏兩年夜儒學文明圈的輻射影響及其“為王者師”傳統的光年夜。
孔子卒后，七十子群體中影響最年夜的兩個儒學團體，一是以曾子為首的洙泗學派，二是以子夏為首的西河學派。以此為基礎，戰國初年分別構成了以魯、魏為中間的兩年夜儒學文明圈。
孔子生前從未涉足三晉之地，直至七十子散游諸侯，子夏假寓包養ptt西河，設帳授徒，“教門生三百人”[34]；又被魏文侯尊奉為師，“文侯受子夏經藝”[25]，儒學才在三晉年夜地扎根落戶。子夏是首位享有“王者師”稱譽的孔門門生。魏文侯的“好古”“崇儒”及其對子夏、段干木、田子方、李克等儒者的禮敬，把儒學推向了史無前例的高度。他任用賢臣變法，奉行外儒內法、儒法并濟的改造政策，使魏國一躍成為戰國初年諸強之首，也使儒家在政治舞臺上獲得了一席之位。尤為主要的是，魏文侯變法，首開戰國養士之風。[36]此舉不僅為魏國儒者打開了仕進之門，更為廣年夜諸侯作出了積極示范。總之，以子夏在西河設教為起點，以魏文侯變法改造為契機，三晉之地率先掀起一股尊儒學儒的風尚。
至于儒學年夜本營魯國，向來擁有深摯的禮樂傳統。盡管孔子身后sd包養，因三桓霸魯，儒家難有在政治舞臺年夜顯身手的機會，不過以曾子為首的部門門生仍自覺承擔起傳續孔子之道的任務，繼續在洙泗之間授徒講學，使得鄒魯儒學綿延不絕。《孟子·離婁下》載：“曾子居武城……從師長教師者七十人。”[37]此中，有名門生有樂正子春、公明儀、公明高、公明宣、子襄、陽膚、單居離、沈猶行、曾元、曾申、子思等人，他們可謂承傳鄒魯儒學的主力軍。
待到三桓塌臺后，魯穆公為復興公室，周全啟用儒家學說進行改造。《孟子·告子下》云：“魯繆公之時，公儀子為政，子柳、子思為臣。”[38]又《萬章下》云：“繆公之于子思也，亟問，亟饋鼎肉。”[39]《公孫丑下》云：“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，則不克不及安子思；泄柳、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，則不克不及安其身。”[40]此外，《禮記·檀弓》中亦有魯穆公向子思、曾申問禮的記載。可見，子思、公儀休、泄柳、申祥、曾申等儒者開始遭到重用。
需求說明的是，《孔叢子·抗志》載魯穆公欲拜子思為相，子思辭而不受。《孟子·萬章下》載魯穆公欲以子思為友，子思不悅，堅持以師道自守。而《漢書·藝文志》有子思“為魯繆公師”[41]的記載。可見，在魯穆公改造中，子思并未直接參政，而是飾演“賓師”或“顧問”的腳色。子思拒絕為魯穆公臣、魯穆公友，堅持以“王者師”自居，且敢于在魯穆公眼前忠言直諫，充足證明他作為孔子明日孫、儒家正統傳人，在魯國享有很高的社會聲看。值得留意的是，據《韓非子·說林上》，魯穆公即位后，視齊國為年夜敵，為了對抗齊國，他曾遠派群令郎“或宦于晉，或宦于荊”[42]，以尋求強國庇護。近年來出土文獻資料顯示，“子思之儒”的著作在楚國流傳甚廣。這一方面有賴于“子思之儒”本身強年夜的社會影響力，另一方面恐與魯穆公遣質子進楚、主動結交楚國這一有利的內部環境不無關系。
回顧魯、魏儒學發展史，可以發現，子夏、子思首開儒家“為王者師”的傳統，分別在魏文侯改造、魯穆公變法中飾演“帝王師”的腳色，極年夜地促進了戰國初年魯、魏儒學文明圈的構包養違法成。應該說，子夏、子思在政治上的勝利實現了儒家“得君行道”的外王幻想，也開啟了儒學與政治緊密綰合的時代潮水。而隨著各國包養網VIP變法海潮的興盛，尚賢觀念的深刻人心，儒家“為王者師”的理念影響愈來愈年夜，逐漸舒展到其他諸侯國。
值此之際，受業于儒門的吳起，先被魯穆公錄用為將，后為魏文侯、魏武侯重用，又在楚國內交際困之時投靠楚國，受楚悼王重用，進而掌管變法。總之，吳起歷仕魯、魏、楚三國，收支于魯、魏兩年夜儒學文明圈，深受“為王者師”觀念的陶冶，又效法魏文侯改造在楚國奉行變法。吳起進楚，可謂推動楚國儒風風行的關鍵氣力。
三、吳起進楚與楚國儒學的興盛
吳起師承何人，歷來歧解甚多。《呂氏年齡·當染》:“吳起學于曾子。”[43]《史記·孫子吳起列傳》本此說，稱吳起“嘗學于曾子”[44]。又《儒林列傳》云：“如田子方、段干木、吳起、禽滑釐之屬，皆受業于子夏之倫。”[45]或以為吳起師從曾參、子夏二人。[46]其說實誤。
劉向《別錄》載：“左丘明授曾申，申授吳起。”[47]清人黃式三較早徵引此證，指出吳起“學于曾子”的曾子，應為曾參次子曾申。他又引《禮記·檀弓》“穆公之母卒，使人問于曾子”包養軟體為據，證明“曾子”亦可指稱曾申。[48]其后，學者們通過推算曾參、吳起生卒年，發現吳起生年與曾參卒年接近，進一個步驟消除了吳起師事曾參的能夠性。[49]故吳起所師者，應為曾申而非曾參。
至于吳起師從子夏，郭沫若力主此說。[50]信之者甚眾。事實上，《史記·儒林列傳》“子夏之倫”，實為“子夏之輩”，亦即“子夏等人”之意。[51]《呂氏年齡·當染》載：“田子方學于子貢，段干木學于子夏，吳起學于曾子。”[52]說明田子方、段干木、吳起師承有別。而《儒林列傳》說他們“皆受業于子夏之倫”，實際上是對《呂氏年齡·當染》這句話的省略式表達。總之，吳起曾投于曾申門下，學習儒學，后因母逝世不奔喪，被曾申逐出師門，吳起不曾從曾參、子夏問學。
上文提到，吳起進楚對于楚國儒風風行具有助推之功。一方面，吳起出生儒門，深受儒學滋養。盡管吳起深謀遠慮的性情及其政治實干家的成分，決定了他在政治實踐中往往采取儒法并用、王霸混雜的管理方法。不過，吳起勸魏文侯“內修文德，外治武備”[53]，又向魏武侯闡述江山之固“在德不在險”[54]的事理，還給魏武侯講述“《年齡》之意，而元年之本”[55]的涵義，皆證明儒學在他身上留有很深的烙印。吳起進楚后，身居令尹高位，他的勝利明示了“學而優則仕”的能夠性，有助于推動社會崇儒的風氣，進步楚國士子學儒的積極性。
另一方面，吳起變法采取“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”“損不急之枝官，以奉選練之士”[56]“年夜夫不兼官，執平易近柄者不在一族”[57]等辦法，目標在于廢除楚國“任人包養價格ptt唯親”的世官制，樹立“舉賢尚功”的用人機制。而這一舉措，有利于為楚國士人打開底本閉塞的仕進通道，扭轉“楚地多隱正人”[58]的社會風習，促使楚國社會構成一股熱衷學習、積極進仕的風氣。
劉向《別錄》載：“左丘明授曾申，申授吳起，起授其子期，期授楚人鐸椒，鐸椒作《抄撮》八卷授虞卿。”[59]又《史記·十二諸侯年表》云：“鐸椒為楚威王傅，為王不克不及盡觀《年齡》，采取成敗，卒四十章，為《鐸氏微》。”[60]可見，吳起曾身體力行傳授儒學，把《年齡》之學帶到了楚國；而楚人鐸椒通過學習儒學，獲得了進仕的機會，出任楚威王太傅，且編成《鐸氏微》四十章，以供楚王閱覽。除此之外，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還載有楚國年夜儒陳良及其門生的事跡：
陳良，楚產也。悅周公、仲尼之道，北學于中國，南方之學者，未能或之先也。彼所謂豪杰之士也。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，師逝世而遂倍之。[61]
經考證，孟子、陳相相遇約在公元前322年至前320年之間。[62]此時，陳相、陳辛師從陳良學儒已“數十年”，陳良業已往世。據此推算，陳良平生中絕年夜多數時間都生涯在吳起變法（前381）之后。陳良進北前，就已經喜歡上“周公、仲尼之道”，這說明其時儒家思惟早已在楚國流傳。孟子在文明上向來歧視楚人，可是面對北上學儒的陳良不惜溢美之詞，稱贊他為“豪杰之士”，認為“南方之學者，未能或之先也”，甚至痛斥陳相、陳辛兄弟“師逝世而遂倍之”的行徑。不少學者推測，陳良“北學于中國”時，能夠與孟子一樣，也“受業子思之門人”，有機會接觸到“子思之儒”的著作。[63]從時間上看，此說極有能夠。總之，陳良身為楚人，積極北上學儒，甚至比南方學者造詣更深；又在學成之后，在楚國授徒講學，陳相、陳辛師從陳良“數十年”之久。吳起變法之后楚國儒學的盛況由此可見一斑。
不僅這般，馬干臂子弓、世碩亦是七十子后學階段有名的楚國儒者。《史記·仲尼門生列傳》載：“孔子傳《易》于瞿，瞿傳楚人馬干臂子弘，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。”[64]《漢書·儒林傳》載：“自魯商瞿子木受《易》孔子，以授魯橋庇子庸，子庸授江東馬干臂子弓。”[65]盡管馬干臂子弓畢竟是孔門第二代門生還是第三代門生，史籍記載紛歧，但其為孔門《易》學的主要傳人，卻是無可爭辯的事實。
至于世碩，見于《漢書·藝文志》“《世子》二十一篇”條自注：“名碩，陳人也，七十子之門生。”[66]此時楚已滅陳，故班固所謂“陳人”，實指楚國陳縣人。據《論衡·天性》，他曾作《養書》一篇，主張“人道有善有惡”論。《禮記·檀弓》:“子柳之母逝世包養網ppt，子碩請具。”鄭玄注：“子柳，魯叔仲皮之子，子碩兄。”[67]然據章太炎考證，“子柳”“子碩”實為“世柳”“世碩”，二人為兄弟，皆姓世，為陳人。魯穆公時賢臣子柳，即世（泄）柳。[68]章太炎留意到“陳有泄冶”，他據此推測泄柳為陳人，世柳、世碩互為兄弟，有其能夠性。值得留意的是，馬王堆包養網VIP帛書《五行》在說解部門兩次援用“世子曰”，這里的“世子”即世碩。考慮到《五行》經部為子思所作，子思、世柳同為魯穆公之臣。這般看來，世碩為世柳之弟的能夠性極年夜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稱世碩為“七十子之門生”，加之他對子思《五行》有說解，可知世碩年夜致與子思同時或稍晚，二人在學術思惟上應有親密關聯。
綜上所論，七十子后學階段，楚國有名儒者有馬干臂子弓、吳起、吳期、鐸椒、世碩、陳良等人，他們或是商瞿的門生，或是曾申的傳人，或是子思的同門或門生，均與鄒魯儒學有千絲萬縷的聯系。此時，楚國儒學的影響力已擴及政治領域，名儒輩出，門徒日增，聲跡寖遠，逐漸演為“世之顯學”。楚國儒學之所以日漸興盛，不僅得益于區域間儒學交通、互動的加深，更離不開吳起變法所惹起的楚國士風、學風的轉向。
結語
人物、文獻、軌制是觀察地區儒學天生、傳播、發展的基礎視角，也構成地區儒學研討的三個維度。[69]近年來，隨著郭店簡、上博簡、清華簡、安年夜簡中儒家佚籍的大批刊布，楚國儒學之興盛已成為不證自明的共識。但是，對于楚國儒學的傳播主體及其賴以保存的軌制環境，我們知之甚少。本文即以孔門后學的離散為視角，力圖考定七十子及其后學的游楚情況，勾畫楚國儒學的發展邏輯，進而解釋楚國儒學興盛的軌制緣由，彌補這一缺憾。
文章認為，孔孟之間百余年間，楚國儒學經歷了兩個發展階段：七十子階段，楚國儒學的主力軍是子張、澹臺子羽及其門生，其影響集中在私學領域；七十子后學階段，楚國儒學的代表人物有馬干臂子弓、吳起、吳期、鐸椒、世碩、陳良等人，其影響由私學領域擴年夜到政治領域。此中，吳起學儒出生，歷仕魯、魏、楚三國，收支于魯、魏兩年夜儒學文明圈，他的進楚變法，對于推動楚國士風、學風的轉變，促進楚國儒學的勃興，具有關鍵性的轉捩感化。
[1]衛云亮主張，子張、曾子、子路、子貢、漆雕開、公孫龍、澹臺滅明等在孔子卒后皆有游楚經歷；高華平則認為，“子張居陳，澹臺子羽居楚”之說不成信，“孔子之后在楚國傳播儒家學術的，重要是七十子的門生或再傳門生。此中影響較年夜的有馬干臂子弓、吳起、陳良及荀子等人”。衛云亮：《楚國儒學研討》，華中師范年夜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14包養犯法嗎年，第49—86頁；高華平：《先秦諸子與楚國諸子學》，北京：北京師范年夜學出書社，2016年，第42頁。
[2]司馬遷：《史記》卷121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4年，第3786頁。
[3]司馬遷：《史記》卷67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4年，第2678頁。
[4]許維遹撰，梁運華收拾：《呂氏年齡集釋》卷4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，第93頁。
[5]崔述：《洙泗考信余錄》卷3,《崔東壁遺書》第4冊，北京：國家圖書館出書社，2018年，第414-415頁。
[6]持此說者甚眾。詳參周海生，劉璐：《子張里籍與生平考析》,《管子學刊》,2019年第4期。
[7]劉向編著，石光瑛校釋：《新序校釋》卷5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7年，第765頁。
[8]李啟謙：《子張研討》,《中州學刊》,1986年第6期。
[9]衛云亮：《楚國儒學研討》，華中師范年夜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14年，第50頁。
[10]劉向編著，包養女人石光瑛校釋：《新序校釋》卷5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7年，第765頁。
[11]宋立林較早提出此說。宋立林：《子張之儒新考》，賈磊磊，楊朝明主編：《第三屆世界儒學年夜會學術論文集》，北京：文明藝術出書社，2011年，第265—266頁。
[12]司馬遷：《史記》卷67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4年，第2675、2680頁。
[13]高貴舉，張濱鄭，張燕：《孔子家語校注》卷9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21年，第495、499頁。
[14]楊朝明，盧梅：《孔後輩子年齡問題匯考：以〈史記〉〈孔子家語〉為考核中間》，楊朝明主編：《孔子學刊》第五輯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書社，2014年，第154—167頁。
[15]司馬遷：《史記》卷67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4年，第2680頁。
[16]高華平：《先秦諸子與楚國包養站長諸子學》，北京：北京師范年夜學出書社，2016年，第42頁。
[17]蔡仁厚：《孔門門生志行考述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92年，第176頁。
[18]韓嬰撰，許維遹校釋：《韓詩外傳集釋》卷1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0年，第1頁。
[19]韓嬰撰，許維遹校釋：《韓詩外傳集釋》卷7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0年，第247頁。
[20]崔述：《洙泗考信余錄》卷1,《崔東壁遺書》第4冊，北京：國家圖書館出書社，2018年，第319頁。
[21]衛云亮：《楚國儒學研討》，華中師范年夜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14年，第60—63頁。
[22]焦循撰，沈文倬點校：《孟子正義》卷8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，第259頁。
[23]王利器：《鹽鐵論校注》卷4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2年，第209頁。
[24]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躲戰國楚竹書（八）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書社，2011包養甜心年，第210—211頁。
[25]李守奎：《清華簡〈系年〉“莫囂昜為”考論》,《華夏文明研討》,2014年第2期。
[26]蘇建洲：《也論清華簡〈系年〉“莫囂昜為”》,《華夏文明研討》,2014年第5期。
[27]劉向撰，向宗魯校證：《說苑校證》卷3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，第59頁。
[28]崔述：《洙泗考信余錄》卷2,《崔東壁遺書》包養犯法嗎第4冊，北京：國家圖書館出書社，2018年，第349頁；衛云亮：《楚國儒學研討》，華中師范年夜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14年，第69—70頁。
[29]韓嬰撰，許維遹校釋：《韓詩外傳集釋》卷7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0年，第247頁。
[30]王先慎撰，鐘哲點校：《韓非子集解》卷19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8年，第457頁。
[31]司馬遷：《史記》卷67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4年，第2680頁。
[32]張循：包養行情《宦學事師：戰國時代儒家私學團體的社會腳色》,《孔子研討》,2009年第3期。
[33]許維遹撰，梁運華收拾：《呂氏年齡集釋》卷2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，第53頁。
[34]今本《史記·仲尼門生列傳》無“門生三百人”，唐李賢注《后漢書·徐防傳》引《史記》作“孔子沒，子夏居西河，教門生三百人，為魏文侯師”，清人陳玉澍以為：“今本《史記》無‘門生三百人’一語，系脫漏；章懷所見自是古本。”陳玉澍：《卜子年譜》卷下，《儒躲·史部·儒林年譜》第1冊，成都：四川年夜學出書社，2007年，第727頁。
[35]司馬遷：《史記》卷44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4年，第2223頁。
[甜心寶貝包養網36]錢穆：《先秦諸子系年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1年，第149頁。
[37]焦循撰，沈文倬點校：《孟子正義》卷17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，第601—603頁。
[38]焦循撰，沈文倬點校：《孟子正義》卷24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，第830頁。
[39]焦循撰，沈文女大生包養俱樂部倬點校：《孟子正義》卷21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，第713頁。
[40]焦循撰，沈文倬點校：《孟子正義》卷9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，第305頁。
[41]班固撰，顏師古注：《漢書》卷30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包養平台62年，第1724頁。
[42]王先慎撰，鐘哲點校：《韓非子集解》卷7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8年，第177頁。
[43]許維遹撰，梁運華收拾：《呂氏年齡集釋》卷2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，第5包養網推薦3頁。
[44]司馬遷：《史記》卷65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4年，第2635頁。
[45]司馬遷：《史記》卷121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4年，第3786頁。
[46]高華平：《先秦諸子與楚國諸子學》，北京：北京師范年夜學出書社，2016年，第44—45頁。
[47]阮元台灣包養校刻：《十三經注疏·年齡左傳正義》卷1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，第3695頁。
[48]黃式三：《周季編略》,《黃式三選集》第4冊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書社，2014年，第76頁。
[49]郭沫若：《青銅時代》,《郭沫若選集·歷史編》第1卷，北京：科學出書社，1982年，第506—508頁；錢穆：《先秦諸子系年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1年，第180頁；孫開泰：《吳起傳》，北京：北京出書社，1991年，第103—107頁。
[50]郭沫若：《青銅時代》,《郭沫若選集·歷史編》第1卷，北京：科學出書社，1982年，第509頁。
[51]楊朝明：《子夏及其傳經之學考論》,《孔子研討》,2002年第5包養價格期。
[52]許維遹撰，梁運華收拾：《呂氏年齡集釋》卷2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，第53頁。
[53]陳曦：《吳子集釋》卷上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21年，第4頁。
[54]司馬遷：《史記》卷65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4年，第2637頁。
[55]劉向撰，向宗魯校證：《說苑校證》卷3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，第57頁。
[56]王先慎撰，鐘哲點校：《韓非子集解》卷4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8年，第96-97頁。
[57]劉向撰，向宗魯校證：《說苑校證》卷3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，第57頁。
[58]姜亮夫：《重訂屈原賦校注·二招校注》,《姜亮夫選集》(6)，昆明：云南國民出書社，2002年，第506頁。
[59]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經注疏·年齡左傳正義》卷1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，第3695頁。
[60]司馬遷：《史記》卷14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4年，第648頁。
[61]焦循撰，沈文倬點校：《孟子正義》卷11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，第393頁。
[62]梁濤，劉寶才：《中國學術思惟編年·先秦卷》，西安：陜西師范年夜學出書社，2005年，第403頁。
注釋
[63]徐文武：《楚國思惟與學術研討》，武漢：湖北教導出書社，2012年，第128頁；高華平：《先秦諸子與楚國諸子學》，北京：北京師范年夜學出書社，2016年，第47頁。
[64]司馬遷：《史記》卷67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4年，第2686頁。
[65]班固撰，顏師古注：《漢書》卷88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2年，第35包養意思97包養合約頁。
[66]班固撰，顏師古注：《漢書》卷30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2年，第1724頁。
[67]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經注疏·禮記正義》卷8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，第2791頁。
[68]章太炎：《膏蘭室札記》卷2,《章太炎選集》第1冊，上海：上海國民出書社，2014年，第181頁。
[69]馬琛：《人物·文獻·軌制：地區儒學研討路徑及其傳承機制》,《地區文明研討》,2023年第3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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